文楼村：中国最早的艾滋病村他们原来靠卖血为生

  。关于艾滋病，人们从一开始的恐惧和了解甚少，逐渐转变为如今的包容和积极预防。这是一种至今无法治愈的疾病，是人类的公敌，但人们一直在努力抵抗它。

  艾滋病在人类历史上的时间并不长，1981年才进入人类的视野中。这在当时还是罕见的病例，国人更是对此一无所知。直到1985年，我国出现第一例艾滋病确定诊出的病例，随着之后艾滋病患者群体的逐步扩大，我国才逐渐加强了艾滋病的宣传。

  对大部分人来说，艾滋病仍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概念，但对于河南的文楼村来说，艾滋病是他们曾经无法逃离的噩梦，是刻在骨子里的痛。

  艾滋病病毒就像一个野蛮的侵略者，一旦进入人类的身体就会进攻人类的免疫系统，使人类身体的防御功能慢慢崩溃。它的可怕之处在于传播途径十分隐秘，在人体内具有漫长的潜伏期，只要与人体细胞融合，便终身难除。

  世界上最早的确诊病例出现在美国。1981年夏天，洛杉矶的五名男同性恋者同时被送往医院就医。他们皮肤溃烂，免疫系统几乎崩溃，没多久就撒手人寰。这是艾滋病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最初只是被视为同性恋群体的疾病。

  随着相同病例地持续不断的增加，人们对此疾病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大，在1982年将其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简称艾滋病。医生们绞尽脑汁都找不到治疗艾滋病的方法，于是将其列为不治之症，身患艾滋病的人们只能慢慢等待死神的降临，在痛苦中离世。

  一场关于艾滋病的“飓风”愈演愈烈。1984年时，美国已确诊八千多病例，接近半数患者死亡。不仅是在美国，北美地区的其他几个国家也接连出现艾滋病患者。与此同时，艾滋病也在悄悄潜入我国。

  1985年6月4号下午，一名呼吸困难和持续高烧的美籍阿根廷人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就医，经过检测被诊断为艾滋病。这表明我国不再是艾滋病病毒的净土，只要艾滋病病毒存在，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传播的风险。

  尽管如此，艾滋病在我国依旧没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国家报道艾滋病时，往往将其归类为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疾病，对于大部分中国百姓来说，这是一种遥远而陌生的疾病。

  直到九十年代部分农村地区卖血市场的盛行，中国人对艾滋病才有更深的了解。卖血活动中，由于卫生条件恶劣，抽血过程不严格，卖血市场一度混乱，这为中国艾滋病的肆虐埋下了祸根。

  艾滋病首先在中国的部分农村地区渐渐蔓延开来，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的文楼村就是中国最早的艾滋病爆发地区。

  有的时候，疾病的可怕之处不在于疾病本身，而在于人们对待疾病的态度。艾滋病从被人们认识开始，就带着歧视和偏见的色彩，在中国也不例外。起初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大部分为农民，于是人们只是简单地把艾滋病看做是只有农民才会得的疾病。

  随着感染的人群不再局限于农民和人们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进一步认识，“只有农民才会得艾滋病”这样的偏见才渐渐消除。

  文楼村本是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庄，虽然十分贫困，但村民们勤劳勇敢，尚可维系各自安定的生活。而一切的和平景象都在非法血站来到村庄后发生改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血浆的经济价值被不断抬高，于是有不少违规血站盯上贫穷的地方村民的血液。他们以低价从村民身上抽取血液，再以高价卖给生物制药公司，以制成昂贵的药剂。

  非法血站在那时来到文楼村进行宣传，他们在村庄贴上一张张“卖血光荣，救死扶伤”的标语，为他们的利益行为蒙上一层高尚的光辉，还声称人的血液就像井水一样源源不断，抽取血液有利于新陈代谢、身体健康，向村民们输入错误的鲜血概念。

  然而导致村中掀起献血风潮最核心的原因主要在于金钱的诱惑。当时的文楼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过着贫困的生活，吃饭和穿衣始终是村民心头上的重担。血站就以此为契机，卖一次血支付给村民四十到五十元的报酬，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村民一个月的收入。

  在血站的宣传下，村民们觉得献血既有益于身体健康，还能够补贴家用，便纷纷跑去血站献血。如果献血的流程卫生规范，文楼村也不可能会成为艾滋病的肆虐之地，可怕的是非法血站在利益面前丧心病狂，献血过程毫无卫生标准可言。

  正常的献血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全采”，即一次性输出人体的血液，只要针头安全，献血过程就安全，是较为安全的鲜血方式。还有一种叫做“单采”，是把采到的血液用离心机分层，抽取血浆之后再将红细胞输送回献血者的体内。

  相比于“全采”，“单采”要危险得多，成本也更高。所以“单采”更加被一些采血站所青睐。但是“单采”过程中多出来的几个环节大幅度提升了感染病毒的风险。

  其中，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直接和献血者血液接触的器械。无论是抽完血之后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掐血袋口的消毒钳，还是分离血液时，因转速太快可能会引起血液袋破损的离心机，它们都和血液有过非间接接触，极易造成献血者因血液的交叉混合而感染病毒。

  除此之外，采血的针头也是一大危害，合格的采血过程应该是“一针一用”，血站却为了节约所谓的成本重复使用采血针头，因此回输血液时，献血者被输入的血液中混合了他人的血液成分。

  血液传播是艾滋病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当时文楼村的采血站就是因为采血过程中“偷工减料”，采血的器械重复使用，消毒不当等原因，让艾滋病病毒悄悄“住”在了村民的身体中。病毒在人体体内有一定的潜伏期，文楼村的村民对于病毒的入侵浑然不知。

  病毒不会永远地“沉默”下去。几年后，村里慢慢的变多的人身体不适，他们不断发烧，排泄不正常，几乎都在出现病症后不久就不治身亡。由于地区偏远，信息闭塞，村民们并不知道这是艾滋病，只将其视作神灵的惩罚，惶惶终日。

  所幸的是后来桂希恩了解到文楼村的状况。桂希恩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的教授，卫生部艾滋病专家组成员，对艾滋病研究颇深。1999年，文楼村的一位医生告知桂希恩文楼村的村民们得了一种怪病，致死率极高，并将相关症状描述给桂希恩听。

  身为一名专门研究艾滋病的医生，桂希恩对此保持高度敏感，一股不好的预感围绕在他心头。于是他抽样检测文楼村村民的血液，检测出了艾滋病患者，再结合之前村庄卖血的经历，桂希恩基本能够确定文楼村已经遭到了艾滋病病毒的入侵。

  之后，桂希恩为了更好地调查文楼村的疫情状况，多方调研后做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并将报告递到当时的国家副总理的手上。总理对文楼村的疫情给予格外的重视，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因此公之于众，得以接受国家系统的帮助。

  对于艾滋病，人们对它了解太少，偏见又太多。文楼村被人们称之为“艾滋病村”，村民们被牢牢打上艾滋病的标签。是以他们找不到工作，只能依靠政府微薄的救济金过活，文楼村的蔬菜产品和牲畜也处于滞销状态，这让本就不富裕的文楼村更是雪上加霜。

  文楼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村民都被确诊为艾滋病，家破人亡在文楼村成为普遍而又心痛的状况。马深义一家就是典型的例子，马深义和雷妹因相亲认识，一见钟情。他们本是文楼村一对平凡的夫妻，尽管家境贫寒，二人之间感情真挚，过着简单而美好的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他们简单的幸福在艾滋病确诊那一天戛然而止。雷妹曾到血站献过血，从而染上艾滋病病毒。对此一无所知的夫妻俩生下了两个孩子，因此，除了献血前生下的大女儿之外，家中的五口人有四口人都被确诊。

  夫妻二人不知道艾滋病是现代医学无法治愈的疾病，他们活着的唯一希望就是将三个孩子抚养长大，治好他们的病。可惜的是雷妹并没有等到那一天，2001年，经过病痛的折磨，形如枯槁的雷妹撇下丈夫和孩子离开了人世。

  妻子离世后，孩子们成为马深义唯一的牵挂，为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去哀求县长给予他额外的补助，没有工作收入的他日日望着家徒四壁的房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叹气。

  人们在疾病面前显得这么脆弱而无助，幸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可成为抵御疾病最强大而温暖的力量。

  在艾滋病面前，善良的村民们并没有被打倒，他们在国家的帮扶下，文楼村的状况渐渐有所改善。马深义一家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救赎。

  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被发现之后，防治救助工作受到党中央的格外的重视。国家坚定托起村民们的命运，村民们同样紧紧抓住希望，这是一场关于生命的救赎。

  除文楼村之外，附近的村庄也是艾滋病高发村。慢慢的变多的省委派驻的省直机关干部提着锅碗瓢盆走进村庄，其中在文楼村就有九名干部驻扎下来。为了更好地应对艾滋病疫情，河南省拨下扶贫专款用于实施“六个一”工程，从多个角度对村民们进行帮扶。

  工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关怀与救治，对此村干部们将国家提出的“四免一关怀”落实到了实处，所谓“四免一关怀”就是四项费用的全免，以及对孤寡群体的关怀：

  艾滋病患者们可以不要钱获取治疗药物，已经怀孕的艾滋病患病的人能免费接受母婴阻断；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可以不要钱上学；村民们可以匿名免费接受艾滋病的病毒检测。这四项免费政策非常大程度上减轻了贫穷的村民们的负担。除此之外，村里的孤寡老人们能够在政府的关怀与帮助下得以安享晚年。

  文楼村帮扶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改善文楼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减轻人们对文楼村的偏见和误解。

  在政府和村民的努力下，村庄里修建了宽敞平整的柏油路，接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整齐而漂亮的绿化带取代之前文楼村的凌乱与破败，卫生干净的卫生站为村民的健康多加了一层保障。

  学校里，从曾经破旧的教室焕然一新，变得宽敞而明亮。孩子们在设施齐全的篮球场和修建的红色跑道上挥洒汗水，他们朗朗的读书声回荡在整个校园，洋溢的笑容是整个文楼村的蓬勃的未来和美好的希望。

  村民们在面对命运的残忍与不公时不再怨天尤人，自顾自叹息，而是振作起来，重新拾起生活的美好。他们不愿意仅仅靠国家的救助和帮扶维持自己的生活，在他们内心深处，更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

  对此，国家给予村民们最大的支持。文楼村渐渐发展起一些简单的产业，村里的人逐渐能够自食其力。他们的背后是强大的政府和祖国，他们心中的希望在渐渐燃烧。

  与此同时，马深义的生活也走上正轨。在妻子去世后，他的身体健康情况并没再次出现恶化的趋势，渐渐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他将三个孩子抚养长大，三个孩子生活虽不算大富大贵，但都有着各自的归宿。

  2006年，马深义找了一位老伴，两人都患有艾滋，在平淡的岁月中惺惺相惜。他们能看见生命的衰败，甚至能看到生命的尽头，正因如此，他们生活中的那一份普通才显得弥足珍贵。马深义就像是《活着》里的福贵，在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中书写生活的意义。

  人们的敌人从来都不是艾滋病患者，而是艾滋病病毒本身。也许艾滋病病毒本身很难消失，但是它在人们心中种下的病毒一定能被驱除。

  关于活着的意义世界上没有标准统一的答案，不过可以确信的是活着就有希望。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能够对艾滋病群体少一份另眼相待，多一份真挚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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