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这位“抠门”教授8000多万全捐了！

  王泽霖，1942年1月出生，江苏苏州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次、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次。2020年初，他捐出多年来积累的科研转化结余8200多万元，助力建设P3实验室；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一部分脑子灵活的人搞起了规模化、集约化养殖。规模、管理一上去，产量、效益也噌噌往上涨。然而养殖的人一多起来，一些传染病也随之而来。刚刚起步的养殖户们，缺乏有效防治手段，一度遭受严重损失。

  上世纪80年代，王泽霖从南京农学院毕业，之后调入河南农业大学工作。参加工作后的王泽霖面对束手无策、上门讨教的养殖户，决定开班办学，推广科学防治方法。为了解更多情况，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郑州和周边县市几乎所有的养殖场。

  随着慢慢的变多的问题得到解决，慕名前来咨询的人也慢慢变得多。尽管每次只收几块甚至几毛钱诊疗费，到1995年，王泽霖还是为学校挣下了400多万元。

  有了资本积累，他就想着让技术的红利惠及更多人。“提升养殖水平，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打疫苗，可进口疫苗很贵，不如自己研发。”于是，王泽霖与河南农大达成协议，成立农业类研究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用科研成果促进生产，再用生产收益支持科研。“靠这样的方式，我们开始自筹资金搞研发。”王泽霖说。

  30多年来，王泽霖在科研上一路向前，先后获得3项发明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创立浓缩灭活联苗研发平台，打破国外垄断，极大降低了养殖的防疫成本；他个人和团队也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据中国禽病研究会统计，王泽霖的科研成果先后在全国20多家大型生物制品厂规模化生产；近10年来，平均每年为养殖业增加100多亿元产值。谈及自己的科研成果，王泽霖总是归功于运气：“当初不搞这项研究，不来河南农大，很难取得这些成果。”

  十几年前，王泽霖应邀到某全国大会上作报告，穿着旧衣服就去了。“王老师秋衣的两个袖子都磨得破边了，领子也松松垮垮的。我想帮他买身新衣服，他只是摆摆手、笑眯眯地说，‘有的，有的，会换的’。下次还见他把那件衣服穿来。”学生菅复春回忆，“平时在外出差住宿吃饭，几十块钱他都较真。”

  在王泽霖的人生字典里似乎没有“享受”这个词。工作几十年，他从始至终坚持“能步行不骑车，能骑车不坐公交，能坐公交车绝不打出租车”的出行原则。

  对自己如此“抠门”，可王泽霖也有“挥金如土”的时候。河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闫诺潜是王泽霖带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老师们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工资，但导师王泽霖为了让他好好做实验，当即买了价值1.6万元的基因扩增仪（PCR）供他使用，是整个学校的第一台。

  研究所自主经营后，王泽霖利用科研服务和成果转化的收益，逐步在学校里盖起了两座实验楼，购买了在当时很先进的高速离心机、超速离心机、低速大容量离心机、浓缩机、冻干机等先进仪器设施，供生产、科研、教学使用。

  “在学校的支持下，研究所的一砖一瓦都饱含着王老师的心血。”闫诺潜说，20多年，逐渐攒下8200多万元，但研究所的收入，王泽霖没为自己花过一分——

  2005年，新药证书转让所得500万元。王泽霖把其中属于自身个人的100万元设立创新基金，鼓励青年科学家投身养殖防疫事业；

  2020年，王泽霖又将8200多万元科研转化结余捐给河南农大，用于建设高水平的P3实验室……

  “王老师一直要求我们，不能脱离一线。再苦再累，也要往现场跑，要自己亲手抽血、采样，体验养殖防病工作。”闫诺潜回忆说。

  近年来，根据相关生产实践需要，王泽霖又开始在新领域发力，他率先提出了研发联合疫苗的思路，实际做到了“一针多防”，大幅度的降低了疫苗免疫成本。

  “王老师最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于他与生产紧密结合的科研思路和态度。”现任研究所所长赵军说，“我们研究所每个人都继承了王老师的科研精神，我们这儿培养的人，企业都抢着要。”

  加上读研前在山西从事相关工作的十几年，王泽霖搞科研将近半个世纪，从始至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严谨的科研态度和热心公益的价值观。每当有人想要进一步探索背后的原因，王泽霖都会讲起自己的身世和姐夫。

  王泽霖于1942年出生在苏州，从小生活困苦。他有个姐夫叫赵福仁，14岁参加革命，是一位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老军人。“姐夫这样的人是英雄，更是榜样，他的人生态度深深鼓舞着我。”

  “从很小的时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努力奋斗。”王泽霖说，他后来吃饱了肚子，上了学，有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努力，能让国家发展更快一点、人民生活更好一点。”